大革命失败后，无数人和革命群众被蒋介石集团杀得血流成河，恐怖的腥风血雨笼罩在中国大地，中国革命的未来似乎看不到盼头，不少意志不够坚定的人，在绝望和“”之下，选择纷纷纷纷远离革命，甚至背叛革命。
可即便是在如此险恶的局势之下，依然没有放弃革命的理想和信念。在深入湖南考察调研期间，惊人地洞见到：未来中国革命，不在于依托苏联城市暴动的经验教条；不能够指望已经沦为大买办、大地主代言人的反动政府；更无法寄希望于虎视眈眈的帝国主义列强。中国人民要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，就必须充分发动社会最底层的农民阶级和广大贫苦大众！
于是，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，带领秋收起义后残余的革命火种上了井冈山，创建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。
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立，与当时共产国际和早期内部盛行“城市暴动”论大相径庭，“留苏派”归来的青年革命者们，甚至将和所创立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视为“异类”。
当时的中央负责人瞿秋白知道后，大为光火，批评他在秋收起义指导上“完全违背中央策略”，并召开会议决定开除他的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职务。
很快，带着“尚方宝剑”的周鲁上到井冈山传达了中央的决议，的前委书记和党代表职务遭到了免职，第一次落入了人生的低谷。
可是，这样的人生低谷走出来后没多久，1929年，朱毛红军下井冈山，转战赣南、闽西开辟新的根据地。期间，与朱德、陈毅就“军队归谁领导、听谁指挥”等核心问题产生了严重分歧，争论的结果就是，在红四军召开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，他不仅丢掉了前敌委员书记，而且还背了个“党内严重警告处分”。
这是教员第二次再次跌入人生低谷，也是人生当中唯一一次被下级剥夺了实权，多年后他回忆：
可到了当年9月份，厄运并没有结束，疟疾缠身，病得十分厉害，而这个时候红四军要召开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，但由于身体抱恙等因素，表示不去参会。没多久，一纸文件下来，自己再次背了个“党内警告处分”。
短短一年时间内，落选前委书记，失去军事指挥权，再加上疾病缠身，可谓身心交瘁。
但即便到了如此境地，同志依然没能摆脱厄运之神的纠缠。1932年博古为贯彻共产国际要求工农红军打南昌的决议，认为南昌有敌人的重兵把守，打不得；博古又要求打赣州，又出来反对：赣州铜墙铁壁，打不得。
后来，临时中央从上海搬到了中央苏区，教员同志的日子更是难过，这段时间他的日子有多难受，用多年以后他的回忆就能看得出：
“他们把我这个木菩萨浸到糞坑里，再拿出来，搞得臭得很。那时候，不但一个人也不上门，连一个鬼也不上门。我的任务是吃饭、睡觉和拉屎。还好，我的脑袋没有被砍掉。”
要知道，那个时候博古是中央局书记，整个中国红色革命几乎系于他一身，中国革命搞得好不好、有没有取得胜利，完全看他的指挥水平，因此，当时的博古不光有指挥对敌斗争的大权，而且对内还手握生杀大权，稍不注意就会给自己引来杀身之祸。
博古之所以能取得如此巨大的权力，与他的留苏经历息息相关。博古出生于一个书香世家，尽管到他这一代已经没落，但令家族人欣慰的是，他的学习成绩十分出类拔萃。
从17岁开始，博古便投身革命事业，后来，在组织的培养下，他赴苏留学深造。在留苏期间，他遇到了第一个人生贵人----王明。
王明比博古早一期来到中山大学，同时又是中山大学副校长米夫的得意门生，因此在共产国际混得风生水起。
这个时候的王明已经具备相当强的影响力了，因此，围绕在王明周围的博古、张闻天、王稼祥等人于是便形成了以王明为首的“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”组织。
1928年米夫担任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，作为米夫的“得意门生”，王明自然在他的运作下一步登天，彻底掌握住了党内大权。
而身为王明的积极追随者，博古在王明的提拔之下，也很快发迹。王明执掌权柄后，大力推行“左”倾冒险主义政策，致使党组织和革命力量遭到严重破坏。眼看无法在“”氛围中立足，王明只得秘密离开上海回到苏联。
王明走后却并没有因此放弃对中央的控制，相反，在他积极的运作之下，博古成为临时中央政治局的六人之一，而且，后来在王明和共产国际的继续发力下，博古终于完全掌控全局，成为临时中央的总负责人。此时的博古真可谓是掌握着令人畏惧的生杀大权。
博古掌权后，仍旧毫不动摇地执行着王明路线方针，结果临时中央彻底无法在上海立足，只得迁往中央苏区。
来到中央苏区后的博古，依然没有就此放弃原先错误路线，一方面在排斥同志，另一方面，为确保对地位的绝对稳固，他将李德请来担任军事顾问。
按理说，军事顾问顶多只有参谋、建议之权，可博古却把主管军事、甚至领导军事的权力都交给了他。
这样下来，原本红军频频胜利的大好局面，硬是在李德一通胡乱的指挥之下被全部葬送，军事斗争失利后，博古、李德不仅不思己过，反而责怪红军军事将领不贯彻执行他们的战略意图。
眼前第五次“反围剿”在李德的胡乱指挥之下告于失败，中央红军不得不开启凶险艰苦的长征之路。
长征之路开拔后，博古再次犯起了逃跑主义错误，把原本制订的战略转移，变成了一次大逃亡。而且，在博古的主导下，中央决定所有可搬走的东西都要搬走，包括红军总部储备的银元、大米、盐巴、药品、通讯器材等，包括兵工厂机器、织布机、缝纫机、印刷机等，各种文件资料、图书甚至病号的尿盆也捎上。红军战士必须携带、干粮，已有四十多斤，还得挑上五六十斤重的担子。
这种“大搬家式”的战略转移，使得红军战士疲惫不堪，整天在崇山峻岭中行军，犹如蜗牛爬行，极大削弱了机动战斗能力。尽管等人极力反对，主张丢弃辎重、轻装上阵，但博古等人依旧不为所动，直到湘江一战，在敌人天上有飞机、地上有大炮的凶猛火力之下，中央红军这才不得不丢弃掉这些辎重。
可此时，经此一役，红军由原来的八万余人，锐减至三万余人，整个湘江被血水染红，就连博古目前眼前凄惨之状，不禁悲痛得流下哗啦啦的眼泪。
血战湘江后，广大指战员和红军全体将士都对博古等人指挥水平产生了严重质疑。面对红军悬于生死存亡之际，大病未愈的与同为躺在担架上的王稼祥都忧心不已。
王稼祥在长征前原本是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、“三人团”的重要成员，可以说在党内占据着重要地位，可自从与博古在路线方面产生争执后，也逐渐被冷落起来。
同时，因为反对博古等人的“左倾”冒险路线，曾经身居高位要职的张闻天也被博古架空了权力。
三个落难人走在了一起，耐心地以出色军事指挥才华和雄辩的口才，终于让王稼祥、张闻天逐渐加深了他的了解，让他们明白了：没有同志的带领，中国革命很难走出困局！
于是，王稼祥把自己的想法和张闻天的想法告诉了彭德怀，然后又告诉，消息在等几位将领中一传，大家都赞成要开个会，让出来指挥。
当中央红军占领遵义后，一场决定中国革命转折点的遵义会议召开，在周恩来、张闻天、王稼祥等众人的力挺之下，最终取代博古，成为新一代领导核心人物，自此，中国革命迈出了一个崭新的纪元。